晚上十点，我缩在沙发里，屏幕的光映着一张写满疲惫的脸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是张建国发来的微信——又是谈崩了。

“老周，印度那边又提了新要求，关税这个坎儿，人家死活不让让。”张建国声音带着喘，估计又熬夜了。

我叹了口气，端起茶杯灌了一口。办公室的烟灰缸堆得比小山还高，烟蒂一根接一根烧完，浓烟跟咱们谈判桌上那个死结似的，怎么也解不开。

“印度这帮家伙，就喜欢玩花样。”我烦躁地踢了踢脚边的一张文件袋，“当初说好的条件，现在全变卦了。这关要是过不去，白瞎咱们熬的夜。”

文件袋里是厚厚一沓资料，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和条款，那会儿为了这些玩意儿，我眼看着头发少了半截。

“还能咋地，上面催得紧，印度那是非要占我们便宜。”张建国揉着太阳穴，“要不……这回合先让一让？”

我盯着屏幕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让？可这每一分钱，每一次让步，都像是从咱们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的。老百姓的日子刚缓过劲，下岗职工、国企改革，哪样不是咱们咬着牙挺过来的？

“不行。”我咬了咬牙，“这回不能退。世贸组织的大门在那儿摆着呢，进去了才能说话，退一步就是被他们按在地上摩擦。”

张建国愣了一下，随后也来了气：“老周，你说得太对了！这仗必须打！”

我俩对视一眼，眼神里全是豁出去的狠劲儿。那时候吧，没人知道这条路能走多远，更没人知道会不会有尽头。但就像镇上那个卖烧饼的王大爷说的：“日子得往前看，哪怕黑灯瞎火的，也得走。”

王大爷是我们这批人的发小，拉扯大我们几个孩子，后来自己开了个烧饼铺。每次我们遇到坎儿，都爱去找他喝酒。他嘴不笨，就是实在，喝多了总爱说：“孩子们，心放宽，天塌不下来。”

可眼下这事儿，还真就挺让人头疼的。谈判桌上，各国有各国的算盘，咱们夹在大国中间，前后都是肉。发达国家不愿意让利，发展中国家又死盯着咱们的市场。里外不是人，这种感觉，简直糟透了。

“要不，让老王也来帮帮忙？”我脑子一转，“他那是懂生活的，说不定有啥好主意。